和仁社工助人自助 1955年，杨大兴出生在丰山乡沿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农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。杨家世代务农，且被划分为贫农，父亲虽担任村小队队长，但每日仍需在田间辛勤劳作，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。
杨大兴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，在他之后，父母又陆续生育了四个孩子。那个年代，国家鼓励“多生多育”，为了响应号召，杨家的兄弟姐妹多达七个——两个姐姐、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。一大家子只能挤在简陋的土坯房里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上世纪沿沙村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9岁那年，杨大兴踏入了学堂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。那时的学堂不提供饭，学生们得自己蒸饭，杨大兴每次去学堂，都要背上一袋大米，再带上一罐霉豆腐或酸笋干用来配大米饭，这便是他一周的口粮。农忙时节，学生们还要帮学校务农，种地、除草、收割样样都得干。即便如此，能捧起书本读书，对他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幸运了。
上世纪赣南小学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1972年，杨大兴即将初中毕业，但家里收入微薄且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养，实在拿不出每学期十几块钱的学费，他只能含泪辍学。那天，他默默收拾好书本，告别了校园。
辍学后，杨大兴便跟随生产队去了岩岭水电站干活。那时候，农村实行工分制，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劳动，挣得的工分要先交给队里，年底才能分红。一年下来，他只能挣到三千多分，换算成钱也不过一百多块。工地的条件极其艰苦，住的是简陋的工棚，吃的是粗粮咸菜。每个月，他只能回家一两次，每次都要徒步走几十里山路。
197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。赣南山区飘着细碎的雪粒子，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疼。杨大兴蹲在岩岭水电站工棚外的石头上，捧着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，呼出的白气在冷风中迅速消散。他掰了掰手指，这时已经是他在工地上的第二个年头了。
“大兴！快来看！”同村的李卫国挥舞着一张纸从山坡上冲下来，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兴奋，“公社贴告示了，要征兵！”杨大兴猛地站起来，碗里的米汤洒了一半也顾不上。那张盖着鲜红公章的征兵告示在他手中微微颤抖，上面“保家卫国”四个大字像火苗一样灼烧着他的眼睛。“我要去。”杨大兴把告示还给李卫国，声音轻却坚定。
体检那天，杨大兴天没亮就出发了。他穿着补丁最少的蓝布褂子，赤脚走了二十里山路到公社卫生院。排队时，他看见墙上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的标语，心里像揣了只乱扑腾的兔子，连带着耳膜都跟着震颤，仿佛能听见血液在血管里轰鸣，像鼓点般敲打着太阳穴。轮到他时，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个瘦削的农村小伙各项指标都合格——长年的重体力劳动给了他结实的肌肉，粗粮野菜反倒造就了罕见的健康体质。
政审环节，大队支书拍着杨大兴的肩膀说：“你们家也是贫农成分，队里给你开最好的证明。”杨大兴知道，这是父亲当小队队长多年积攒的人情。离家的前一晚，母亲把全家布票凑起来给他缝了套新内衣，父亲罕见地倒了半杯地瓜烧，说：“到了部队好好干，别给老杨家丢人。”
1975年元旦刚过，一列绿皮火车载着赣州三百多名新兵驶向东南沿海。杨大兴紧贴着车窗，看熟悉的红土地渐渐变成陌生的丘陵。火车在福州转军用卡车，又在渡轮上颠簸了四个小时，最终停在一座风沙弥漫的海岛上——平潭岛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前线驻地。
杨大兴当兵时的照片
新兵连的日子比杨大兴想象得更苦。天不亮哨声就刺破黑暗，三分钟内必须打好背包列队。来自天南地北的小伙子们冻得直哆嗦，班长却要求站军姿时连睫毛都不能动。训练时杨大兴的赣南口音常被嘲笑，第一次实弹射击更是脱了靶，那晚他偷偷在被窝里抹眼泪。
开春后，连队转入海防工事修筑。杨大兴和战友们用铁锹、箩筐这些最原始的工具，硬是在花岗岩山体上挖出了坑道。他的手掌先是磨出血泡，后来结成厚厚的茧子。七月台风来袭时，他们所在班被要求加固被海浪冲垮的观察哨，咸涩的海水灌进杨大兴与他战友的雨衣，混着汗水在背上结出盐霜。那次抢险后，杨大兴第一次感受到超越温饱的集体荣誉感。
部队生活也有温情时刻。每当收到家里的来信时，杨大兴总蹲在煤油灯下反复读家里来信。父亲的字歪歪扭扭，但每封都不忘叮嘱“听党的话”；母亲则会让父亲详细记录谁家娶媳妇了，哪块地收成好。有次随信寄来一包霉豆腐，全班战友就着它吃了三大盆米饭。
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。两位伟人的先后离世、四人帮的粉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，使岛上战备等级突然提高，政治学习时间也增加了一倍。九月的一天，全岛官兵集合收听重要广播。当哀乐响起时，这个平日从不叫苦的农村兵竟哭得像个孩子。那天夜里站岗时，他望着对岸若隐若现的灯火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“革命重担”的分量。
在部队的三年，杨大兴从一个青涩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坚毅的军人。他学会了吃苦耐劳，也懂得了责任与担当。1977年，他退伍回乡。返乡的轮渡上，杨大兴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岛，把军帽上的红五星擦了又擦。他想起指导员的话：“当兵保家卫国，回家建设家乡，都是光荣的。”
回乡后，杨大兴原本被安排重回岩岭水电站工作，但考虑到家中弟弟妹妹还小，需要人照顾，再加上水电站的工资微薄，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家乡务农。
回到沿沙村那天，杨大兴差点认不出自己的家。土坯房更破了，墙角堆着没来得及修的农具。十五岁的大弟正在灶台前煮猪食，看见他时愣了半天才喊出声。躺在床上的父亲挣扎着要起来，却引发一阵剧烈咳嗽。杨大兴打开米缸，发现里面只剩薄薄一层糙米。
“队里今年遭了虫害，工分不值钱了。”父亲叹气道。第二天天没亮，杨大兴就扛着锄头下了地。秋收后的稻田里，他看见几个佝偻的身影在捡稻穗——那是他的母亲和妹妹们。见到他，小妹欢呼着扑过来，他才发现这孩子瘦得能摸到肋骨。那一刻，这个经历过台风抢险的退伍兵蹲在田埂上，泪水砸进干裂的泥土里。杨大兴发现，农村的情况比他离开时更糟。曾经热闹的晒谷场上，如今堆着稀稀拉拉的瘪谷子，脱粒时扬起的灰尘里都带着股霉味。生产队的仓库门框上还贴着“农业学大寨”的褪色标语，可仓库里摞着的麻袋还不到往年的一半高。
“割尾巴”运动像把剃刀，把农户最后一点活路都刮干净了。杨大兴看见自家屋后的柿子树被齐根锯断——那是去年工作队来“割尾巴”时砍的，树干断面已经发黑。隔壁五保户张婆子蹲在沟渠边挖野菜，她家养的三只母鸡上个月被当作“资本主义苗头”没收，老人浮肿的小腿上还留着批斗会时挨竹条抽的淤青。
最揪心的是粮缸见底的声音。村里人开始用“双蒸法”做饭——先把糙米蒸熟，再加水蒸第二次，这样能胀出两倍的饭量。孩子们端着能照见人影的粥碗，眼睛总往别人家灶台瞟。
转机出现在1978年初。大队开会传达三中全会精神，说要允许农民搞“三自一包”。杨大兴敏锐地注意到，队长念文件时刻意提高了音量：“自留地、自由市场、自负盈亏，包产到户……”散会后，他第一个找到支书：“我家后山那片荒地，能开垦不？”得到村支书的肯定后，杨大兴攥着衣角的手猛地松开，转身就往家跑，满脑子都是后山荒地翻出新土、种上庄稼的模样，连脚步都比平时快了几分。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照片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春耕时节，杨大兴展现出军人般的执行力。他带着大弟天不亮就上山，硬是用两个月开出一亩二分荒地。但种什么却成了难题——稻谷要交公粮，红薯产量高但卖不上价，最后他决定种一半花生一半芋头，前者能榨油，后者顶饿。这年秋天，他家的花生油换来了久违的猪肉香。
同年冬天，媒人带来了邻村陈家姑娘的消息。见面那天，杨大兴穿着退伍时发的确良军装，姑娘梳着两条粗辫子，低着头绞衣角。她说读过初中，会打算盘；他也全盘托出：“有三间房，欠队里六十斤谷子。”婚事定下后，杨大兴取出在部队攒的津贴、退伍费和这两年偷偷卖山货的钱，凑足了500元彩礼。结婚那天没有喜宴，只给邻居发了红纸包的炒花生。
杨大兴认认真真地规划着每一亩土地：五亩种双季稻保证口粮，三亩种甘蔗换现金，剩下的种花生、芋头和蔬菜。他从县农技站找来杂交稻种，又用退伍证作抵押赊了包化肥。插秧季时，妻子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来送饭，看见他弓着腰在泥水里前进，一上午没直过身。
杨大兴儿子
但改变并非一蹴而就，杨大兴家的日子并没有马上迎来起色，当时农业税、统购粮加起来杨家每年需要交几千斤的公粮，每次交完公粮后，家里剩下的粮食就捉襟见肘了。到了四五月份，粮缸就见底了，一家人只能靠借粮和挖野菜勉强糊口。
交公粮的场景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农村，他开始尝试用各种办法改善生活：开荒种地、下河摸鱼、上山打猎，甚至偷偷去附近的矿上打工，一天能挣一块多钱。渐渐地，家里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。几年后，他们又添了一个儿子，同时还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。
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大。九十年代，农村教育费用大幅上涨。杨大兴一边种田，一边在农闲时去镇上打零工，能勉强维持生计。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村里人去了广东打工，每月会寄回一两百元钱，这才让他肩头的担子轻了些。
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，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，农民负担大幅减轻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时代，农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农民收入稳步增长，手里的余钱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杨大兴与战友们的联系也愈发密切，他们分别在2008年和2014、2017年举办了三次战友联谊会，共同回忆军旅岁月，畅谈生活变化。
第二次战友联谊会
第四次战友联谊会
岁月流逝中，杨大兴和妻子将孩子们一个个抚养成人。大儿子和女儿相继成家，只有二儿子因视力残疾一直未婚，如今四十多岁了，在县城工业园打工，休息时就会回家陪伴杨大兴和妻子。
如今，杨大兴已经70岁了。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，他的身体逐渐好转。每天清晨，老两口一起散步，和邻居们聊天；午后，妻子和朋友们打牌，杨大兴就坐在一旁看着，眼里满是笑意；晚上，两人躺在摇椅上，一个刷抖音，一个听戏曲，偶尔聊几句家常，日子平淡却温馨。
杨大兴常感慨时代的变迁：年轻时，与家人联系只能靠书信，一封信要辗转多日；后来村里通了电话，但费用昂贵，只能长话短说；如今，儿子给他们买了智能手机，不仅能视频通话，还能看新闻、刷短视频，世界仿佛触手可及。
如今，杨大兴的故事都写在那双布满老茧与晒斑的手上，写在他需要倚靠才能行走、却执意迈向田埂的脚步里。他不再需要向谁证明他的坚韧，那被海风淬炼过的筋骨，被岁月压弯又挺直的脊梁，本身就是一部无需修饰的传奇。当乡邻们看见杨大爷被老伴搀扶着，依然每日出现在他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旁时，便都明白了——这片土地和这个人，早已血脉相连，无法分离。他的一生，正如他常说的那般，是一株深深扎根于大地的庄稼，历尽寒暑，终得圆满。
晚年的杨大兴
石城县“岁月回响·智美生活”老年人回忆录与适应性生活技能提升项目
在赣州市民政局、赣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，“岁月回响·智美生活”项目依托石城县乡镇民政服务站，一方面组织社工、志愿者引导老人讲述人生经历及历史记忆，并整理留存，以文字、视频等形式在合规平台分享，既助力老年人强化自我价值认同、提升社会参与感与归属感，也为年轻一代了解乡土文化、增进代际理解搭建平台，推动石城客家文化传承，夯实社区文化底蕴、增强凝聚力；
另一方面通过课程教学、现场辅导、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，帮助老年人掌握现代生活必备技能，有效跨越“数字鸿沟”，使其安全自信享受生活便利，共享科技发展成果。
石城县和睦社工事务所，简称和睦社工，是一家公益组织。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。机构自成立以来，秉持“睦邻友好，助人自助”的服务理念，以专业服务作为机构的立根之本。致力为有需要的个人、家庭和社区提供贴近需求、契合实际、优质的专业服务。用服务的专业性与有效性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桥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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