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仁社工助人自助 我叫温大伟，1950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小松镇罗溪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那是个物资匮乏、医疗落后的年代，父母一生共孕育了13个孩子，可残酷的现实像一把无情的筛子，最终只留下 5 个孩子存活，我在家中排行第四。
父亲生我时已44岁，在那个普遍早婚早育的年代，算是年岁已高的父亲了。记忆里，父亲的脊背总是微驼，双手布满老茧，那是常年在田地里劳作留下的印记，而母亲则终日围着灶台和家务打转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却也在艰难中透着一股相互扶持的暖意。
罗溪村旧貌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7岁那年，我终于盼来了上学的机会。那时候的学堂，是村里的祠堂改造而成，斑驳的墙壁上还残留着旧时的彩绘，木质的梁柱被岁月磨得光滑。
学校设有1到6年级，每个年级一个班，全校总共只有7位老师，他们大多是村里有文化的人，既教我们读书写字，也带着我们认识田间的作物。我在的班上约莫有30个孩子。
上学时的作息很规律，上午有三节正课加一节早读课，天还蒙蒙亮，我们就坐在祠堂里，琅琅的读书声便响了起来；下午只有两节课，放学比现在早得多，可放学并不意味着能休息。回到家，放下书包就得帮着家里干活，要么去地里拔草，要么帮母亲喂猪、拾柴火，那个时候的孩子，小小的肩膀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零碎。
每周半天的劳动课是我们最“热闹”的课。老师会带着我们挎着竹篮去山上砍柴，山路崎岖，我们却跑得飞快，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喊苦，只想着多砍些柴回家，能让母亲少些劳累。
我上学的那些年，正好赶上了“大锅饭”时期。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公共食堂，我们学生不用回家吃饭，直接在学校食堂就餐。为了响应“大锅饭”的号召，家家户户都把自家原来的灶台拆了，大家都觉得，跟着集体走，一起劳动、一起吃饭，日子总能慢慢好起来。
食堂里的饭菜很简单，大多是杂粮饭配着寡淡的蔬菜，偶尔能见到一点油星子，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可即便如此，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吃饭，说说笑笑的，倒也有种别样的热闹。
人民公社时期吃大锅饭的照片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1963年的夏天，13岁的我小学毕业了。那时的我学习成绩算不上出色，家里也需要人手帮忙干活，便没有再继续读初中。我跟着父亲一头扎进了生产队的农田里，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。
因为年纪小，力气不足，我被归为“弱劳动力”，干一天活只能挣到3到4分的工分。当时1分工分大概能折算成0.7元，这点收入对于家里来说，只是杯水车薪，可我还是拼尽全力干活，想着能多为家里分担一些。
大概在1962年冬天，“大锅饭”的日子悄然结束了，生产队的食堂被拆掉，家家户户又重新在自家院子里垒起了灶台，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模样。
1971年，我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——结婚。我的妻子罗秀，是我家附近邻居的童养媳，她比我小两岁。说起她的过去，满是辛酸。
她2岁时就被家里送到邻居家当童养媳，在那里，她从未尝过一天好日子。邻居家对她比较苛刻，没能上学不说，洗衣、做饭、喂牲口，下地劳作……每天的活计排得满满当当，稍有不慎还会挨骂。
后来，邻居家的儿子娶了别人，也是机缘巧合，在媒人的撮合下，邻居家决定把她当作女儿嫁给我。当时我家拿出了360元彩礼，还有30斤鱼肉，在家里办了8桌酒席，热热闹闹地把罗秀娶回了家。
我们俩从小就认识，算是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，婚后的日子过得很和睦。我知道她过去受了很多苦，所以处处疼她、让她，而她也懂事能干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能把她从苦海里拉出来，和她相伴一生，是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之一。
婚后的几年里，我们的孩子陆续出生，1972年大儿子降生，1974年二儿子也来到了我们身边，1977年，小女儿的到来让这个家更添了几分温馨，一家五口的日子虽然清贫，却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结婚的同一年，在村长的举荐下，我得到了一个在村里做事的机会——担任团支书。那时候在村里任职，可没有现在的工资，唯一的“福利”就是挣的工分基数比普通村民高一些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格外珍惜这个机会，觉得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。在生产队里，我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，不管是插秧、收割，还是修水渠、建堤坝，我都冲在前面，做事认真负责，从不偷懒。
1973年，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在申请入党、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、确定为发展对象、接收为预备党员直至预备党员转正的每一个阶段，都经过了党组织一段时间的细致考察，一步步实现了向党组织靠拢的目标。入党那天，我穿着最整洁的衣服，在党旗下庄严宣誓，心里满是激动和自豪，暗下决心要为村民们多办实事。
温大伟入党50周年的纪念章
后来，我从团支书岗位调到了村会计，虽然工作内容变了，需要经常和账本、数字打交道，但我依旧保持着认真的态度，反复核对每一笔账目，生怕出一点差错。
1976年，我被调往丹溪村负责社会主义教育宣传工作，那段时间，我走村串户，给村民们讲解政策、宣传知识，虽然辛苦，却也让我对农村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1977年，我又被调去岩岭，负责岩岭水库的修缮工作。水库关系到周边几个村的灌溉问题，责任重大，我每天都守在工地，和工人们一起搬石头、砌堤坝，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题。
1978年，我终于回到了熟悉的罗溪村，担任村长一职，能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，我心里充满了干劲。担任村长后，我经常要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，每次开会都不敢有丝毫懈怠，认真记录每一个要点。只要会议传达了重要通知，我都会连夜赶回村里，哪怕是深夜，也要挨家挨户把消息告诉村民，生怕耽误了事情。
记得1980年的一天，正是水稻种植的关键时节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在田里忙着插秧，大家都想着赶紧把秧插完，争取有个好收成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接到县里的紧急开会通知，来不及多想，我放下手里的农活就往县里赶。会上，领导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——要在农村实行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不再实行“大锅饭”式的集体生产队模式。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既激动又兴奋，觉得这肯定能让村民们的日子好起来。散会后，我顾不上休息，连夜赶回村里，一进村子就大声喊着“大家听我说，明天不用去生产队插秧了，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！”村民们都愣住了，手里的秧苗都忘了插，纷纷围过来质疑“大伟，你没搞错吧？其他村都在抢时间插秧，咱们怎么能停下来？这要是耽误了收成可怎么办？”
分田工作进展得很顺利，没出一点矛盾。分好田后，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激发了出来，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干活，直到天黑才回家。以前集体干活时的“磨洋工”现象不见了，就连那些以前没人在意的犄角旮旯、田埂边的空地，都被村民们开垦出来，整理成了一块块整齐的菜地，种上了蔬菜、豆子，整个村子都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。
农民在田里劳作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虽然我在村里担任村长，可仅凭工分收入，很难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。为了贴补家用，从1975年开始，我又做起了杀猪卖猪肉的兼职，这一干就是15年，直到1990年才停下来。一开始，我只是出于热心，村里谁家要杀猪，都会喊我去帮忙按猪脚、搭把手。次数多了，我慢慢摸清了杀猪、褪毛、分割猪肉的门道，看着别人靠卖猪肉能多挣些钱，我也动了心思，想着自己也能试试，既能帮到村民，又能增加些收入。
那时候杀猪可不是件轻松活，没有现代化的设备，全靠体力。每次杀猪，我都要和几个帮手一起忙活大半天，冬天天寒地冻，手冻得通红也得坚持。卖猪肉的时候，我总是诚信经营，不缺斤短两，价格也公道，所以村民们都愿意买我的肉。
经过我和罗秀几年的辛苦打拼，我们终于在1980年攒下了一点积蓄。我们商量着，要在村里建一栋属于自己的新房子。说干就干，我们找来了村里的工匠，买了砖瓦、木材，自己也跟着一起动手，搬砖、和泥、搭架子，每天都累得浑身酸痛，却满心欢喜。几个月后，两间崭新的瓦房终于建成了，虽然不宽敞，却明亮又温暖。搬进新房子的那天，我们特意做了几个好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。
农村的瓦房图片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房子造好后家里也没啥积蓄了，罗秀为了能多挣点钱，她又学着做豆腐卖。从1987年到1994年，每天晚上，等孩子们都睡熟了，她就开始泡豆子、磨豆浆、点豆腐，常常要忙到后半夜才能休息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挑着装满豆腐的担子，在村里挨家挨户叫卖。
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肉和豆腐的需求量特别大，我和罗秀就更忙了。我忙着杀猪、分割猪肉，接待前来买肉的村民；她则忙着做更多的豆腐，有时候一天要做好几锅。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，我们夫妻俩却还在忙着招呼顾客，等忙完回到家，饭菜都凉了，只能重新热一热，和孩子们一起简单地吃一顿。日子在忙碌和奋斗中一天天过去，我们夫妻二人齐心协力，家里的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。
由于我在村里工作表现突出，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和上级的信任，1991年，我被任命为罗溪村的村支书。担任村支书后，我的责任更重了，不仅要关注村民的生产生活，还要为村子的发展谋划。我积极争取上级的政策支持，带领村民们修公路、建水利设施、发展特色种植，努力让罗溪村变得更好。这一干就是7年。
因为身体原因，也想着给年轻干部更多的机会，1998年，我主动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。虽然不再担任村干部，但我依旧关心着村里的事，只要村民们有需要，我还是会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。
三个孩子长大后各自成家立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看着孩子们都过得不错，我和罗秀心里很是欣慰。在2008年这一年，我和两个儿子商量后，决定合资在小松镇上建一栋四层的楼房。以前在村里住，交通、购物都不太方便，搬到镇上，生活能更便利些。
建房的过程中，我经常去工地看看，看着楼房一层层盖起来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年底的时候，楼房终于建成了，我们一家人从住了几十年的罗溪村搬到了镇上的新房子。新房子宽敞明亮，设施也比村里齐全，可我心里还是时常惦记着老家的那片土地。
搬到镇上后，我还是闲不住，总觉得日子太清闲了会“生锈”。2012年的时候，我听说附近的脐橙山上需要人手，我便主动去应聘，没想到一去就干了8年。刚开始去的时候，一个月工资是1500元，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脐橙山的工作不轻松，春天要给脐橙树施肥、修剪枝条，夏天要除草、防治病虫害，秋天则是最忙碌的采摘季，每天要从早忙到晚。忙的时候，我就在山上的宿舍住，虽然离家不远，但为了不耽误工作，我还是选择在山上吃住。看着一棵棵脐橙树挂满金黄的果实，心里就充满了成就感，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。
2020年，村里的老人们提议要修缮温氏祠堂。温氏祠堂是我们温氏族人的精神寄托，祠堂有着上百年的历史，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祠堂已变得破旧不堪。村民们知道我做事认真负责，便一致推荐我来负责祠堂的修缮工作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关乎家族荣誉的大事，义不容辞地答应了。
从筹备资金、挑选材料，到联系施工队，每一个环节我都亲自把关。只要有建筑材料运到工地，我都会仔细检查质量，无论是砖块、瓦片，还是木材、水泥，都要确保符合要求，不能有一点马虎。每次工人动工前，我都会再三叮嘱他们：“这是我们温氏千秋万代的祠堂，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念想，烦请各位师傅一定认真做好，保质保量，不能出任何差错！”工人们被我的认真打动，干活也格外仔细。经过三年的精心修缮，原本破旧的祠堂焕然一新，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，宏伟又壮丽。
说心里话，祠堂修建前最让我担心的是资金的筹备，但最后让我最感动的也是村民们的慷慨解囊，整个祠堂修建花费五百多万，个人捐款最多的达到20多万元。祠堂落成那天，村里的温氏族人都赶来庆祝，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，我觉得这三年的辛苦都值了。
气势雄伟的温氏宗祠落成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如今，我已经70多岁了，三个儿女都在外地工作生活，只有我和罗秀还住在镇上的房子里。两个儿子多次提出，要接我们去他们工作的城市一起生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可我都婉言拒绝了，我这一辈子都在农村生活，习惯了这里的空气、这里的土地，还有这里的乡亲们。现在我们身体还算硬朗，自己能照顾自己，我让孩子们安心做好自己的事业，不用担心家里。
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和罗秀一起去屋后的小菜地走一趟，那是我们自己开垦的，种着青菜、萝卜、辣椒等蔬菜。我们会给蔬菜浇水、施肥、除草，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，心里格外踏实。晚上吃完晚饭，我们就会沿着镇上的河边散散步，和遇到的老邻居聊聊天，说说家常。
晚年的温大伟与妻子的合照
温大伟与妻子打理的小菜园
回首这一辈子，一路走来，有过辛苦，有过困难，但更多的是收获和幸福。我很庆幸，能遇到罗秀这样贤惠的妻子，和她一起携手走过风风雨雨；也很欣慰，孩子们都很懂事，各自有了好的生活。现在的日子虽然平静，没有什么波澜，却充满了温馨和幸福。我想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在熟悉的土地上，和相爱的人一起，安度晚年，足矣。
石城县“岁月回响·智美生活”老年人回忆录与适应性生活技能提升项目
在赣州市民政局、赣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，“岁月回响·智美生活”项目依托石城县乡镇民政服务站，一方面组织社工、志愿者引导老人讲述人生经历及历史记忆，并整理留存，以文字、视频等形式在合规平台分享，既助力老年人强化自我价值认同、提升社会参与感与归属感，也为年轻一代了解乡土文化、增进代际理解搭建平台，推动石城客家文化传承，夯实社区文化底蕴、增强凝聚力；
另一方面通过课程教学、现场辅导、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，帮助老年人掌握现代生活必备技能，有效跨越“数字鸿沟”，使其安全自信享受生活便利，共享科技发展成果。
石城县和睦社工事务所，简称和睦社工，是一家公益组织。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。机构自成立以来，秉持“睦邻友好，助人自助”的服务理念，以专业服务作为机构的立根之本。致力为有需要的个人、家庭和社区提供贴近需求、契合实际、优质的专业服务。用服务的专业性与有效性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桥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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