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冬，赣南山区的连绵阴雨终于停歇，阳光穿透云层洒在石城县高田镇的客家村落里。一座典型的客家土坯房内，温喜秀伴随着山间的清风出生了。作为家中长女，客家“长姐如母”的古训，自她垂髫之年便化作一缕温厚却沉甸甸的责任，悄然落于肩头。在旧时的生活语境里，女孩的价值仿佛从降生之初，便与“照料家人”的牵挂紧紧相系，成了融入日常的底色。
那座土坯房是当时客家农户的常见居所，墙体由黄泥混合稻草夯实而成，历经风雨后布满深浅不一的裂纹，仿佛刻满了岁月的沧桑。屋内空间低矮，即便在晴天也显得阴暗潮湿；屋顶铺盖的瓦片虽经过仔细打理，可到雨天仍会漏雨，家人常常要在地面摆放多个陶罐接水。
赣南农村土房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彼时的赣南农村，客家宗族观念依旧深厚，家族传承被视作头等大事——温喜秀的弟弟出生后，按照客家部分支系“过继继嗣”的习俗，过继到外公家成为张家的子嗣，以此延续外公家的香火。后来温家未能再得男丁，那承载着家族延续期盼的传宗接代责任，竟这般猝不及防地，压在了身为长女的温喜秀肩头。这场看似偶然的命运安排，实则是父权社会为女性悄然划定的角色藩篱：当男性无力承续宗族香火的使命，女性便被悄然推至台前，默默承担那份厚重期许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掀起扫盲运动，石城县作为革命老区也积极响应，不少乡村办起了扫盲班。可对温家而言，每学期两元的学杂费仍是不小的负担，更令人怅然的，是“女子向学无用”的旧念在彼时乡野间盘根错节，早已浸透日常。家中长辈念及此，皆觉让喜秀在家中帮忙会更好，既能添一份家计助力，也为拮据的日子匀出几分松快。
每天天还没亮，温喜秀就摸索着起床，借着灶膛里微弱的火光开始生火做饭。客家农家的灶台为适配成年人操作，搭建得较高，年幼的她不得不踩着小板凳才能够到灶台上的锅。饭后她还要牵着家里的牛，带着妹妹往村后的山坡去放牛。山坡的不远处是学校，耳边偶尔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，那声音像一根细针，轻轻刺着她对知识的渴望，却又让她只能在心里默默羡慕。
农村女孩放牛场景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1958年后，农村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这股浪潮也席卷了石城县的乡村。农业生产彻底转变为集体劳作模式，由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统一规划土地、安排农活，社员们按统一调度下地劳动，劳动量则以“工分”来计量——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，妇女和半大孩子则根据劳动强度挣5到8分工。到了年末，生产队会核算全年的粮食、蔬菜、现金等收益，分配时先按家庭人口留出基本口粮以保障温饱，剩余部分再按照社员全年挣得的工分总数进行分配，工分越多，能分到的粮食和现金报酬就越多。
温家当时只有父母两个主要劳动力，全家一年下来挣得的工分在村里属于下游水平。每到粮食分配时，扣完基本口粮后，剩余的粮食根本无法满足一家几口的需求。作为大姐，温喜秀主动将食物让给弟妹，自己靠仅够饱腹的食物度日，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她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，十六岁时身形依旧瘦小，看上去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只有十二三岁。
1963年，温喜秀刚满十五岁，父母就为她定下了一门亲事。男方因家境贫寒入赘温家——在客家文化中，入赘被称为“上门女婿”，虽不如传统婚嫁常见，但在贫困家庭中，为解决香火传承或劳动力问题，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。
没有聘礼、嫁妆，甚至没有新衣裳，她只是穿着平日里的旧衣服，就稀里糊涂地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。新婚之夜，面对陌生的丈夫和全然未知的未来，她忍不住躲到厨房的柴堆后偷偷哭泣。母亲叹息着，像是劝告她，又像是劝告自己“咱们女人就得认命”。
婚后，喜秀白天跟着生产队下地挣工分，割稻、插秧、拾柴，农忙时常常要顶着烈日干到日落；晚上回到家，还得接着烧火做饭、缝补衣物，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，连歇口气的时间都很少。丈夫则跟着父亲一起出工，在田里干犁地、挑担这类重活。
那时的农村家庭，“家长制”观念仍很浓厚，年轻夫妻几乎没有经济自主权——所有社员的工分都统一记在户主（也就是温喜秀父亲）名下，年末分到的粮食、现金也全由父母掌管，小两口想买点针线、火柴都得跟父母开口。
夜里，夫妻二人歇在厨房隔出的小隔间，那空间是木板草草架起的，连扇正经的门也没有，只悬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帘，勉强遮些视线。隔壁父母与弟妹的说话声、甚至翻身时被褥摩擦的轻响，都能清清楚楚地漫进来。夫妻俩说话时，也只得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像怕惊着檐下栖息的雀儿般，既怕扰了家人歇息，更怕字句间的私语被父母听了去。
1970年，温喜秀生下大女儿后，她的生活彻底沦为“陀螺”，照顾三个弟妹与自己的孩子，让她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
1971年，丈夫看着日子总不见起色，又想到自己在温家始终“抬不起头”，忍不住再次跟岳父争吵，并提出分家。这次，父母没能拗过他，最终同意让他们分开过。
两人带着十几元钱与旧被子回到丰山乡河田村各坪组，那里有婆婆留下的两间旧屋，尽管一贫如洗，屋子比温家的土坯房还要破旧，却是喜秀人生中第一次拥有“属于自己的家”。
他们先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又用那十几元钱买了口新铁锅、两个陶罐和几双碗筷——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，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。晚上收拾完，夫妻俩坐在空荡荡的屋里，看着昏黄的煤油灯，忍不住相视而笑，那短暂的轻松和踏实，成了温喜秀记忆里少有的“暖光”。
1973年和1975年，温喜秀又先后生下两个儿子。按照客家“双姓传承”的折中办法——也是夫妻俩早就商量好的，大儿子跟着丈夫姓王，小儿子跟着温喜秀姓温，这样既不辜负丈夫的心意，也圆了温家传宗接代的心愿。
农村妇女背着孩子田间劳作场景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孩子的降生带来欢笑，也加重负担，为多挣工分，她用客家妇女常用的蓝布背带背着孩子下地，要是农活儿太重，就把孩子放在田边树荫下，劳作时哼着客家山歌哄哭闹的孩子，那调子慢悠悠的，歌词里唱着山间的草木、田里的庄稼，也藏着日子的苦，歌声飘在山谷里，带着淡淡的忧伤，却总能把孩子哄安静。
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赣南山区，石城县的农村也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温喜秀一家分到了四亩水田。终于能“为自己干活”了，她比以前更拼了：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插秧，中午顶着太阳除草，傍晚扛着锄头回家。为了多增加点收入，她还在村后的山坡上开垦荒地，春天种红薯，秋天种花生。丈夫则去了附近的林场找了份零工，帮着砍树、搬运木材，每天能挣几块钱。
夫妻俩省吃俭用，攒下了一笔虽然不多、但足够盖房的积蓄。眼看孩子们渐渐长大，还挤在一间老屋里，他们决定在老屋旁边再盖三间新的土坯房。盖房时，丈夫负责挑砖、和泥，温喜秀就帮忙递工具、做饭，连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着搬小石头。
就在他们憧憬着未来时，噩耗传来：温喜秀的弟弟突然病逝。这个弟弟是张姓家族唯一的男丁，他的离世意味着张家香火难继。
消息传来没几天，张家连带着娘家找到喜秀，以“续香火”为由恳求过继她的儿子，语气带着恳求也藏着不容拒绝的郑重“你弟弟这一脉不能断，你看能不能把你家小子过继一个到他名下？也算给张家留个后，让你弟弟在地下也能安心。”温喜秀看着眼前这些满脸愁容的亲戚，又想起弟弟从小到大的模样，心里像被揪着疼。
她深知客家“续香火”的祖训在族人心中重如泰山，不得不点头同意。就这样，在张家亲戚的见证下，他们按照客家传统的过继仪式——摆了简单的酒席，让小儿子对着弟弟的牌位磕了三个头，正式把他过继到了弟弟名下，成了张家的子嗣。
到了八十年代中期，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，“外出打工”成了赣南农村年轻人的新选择——石城县周边的年轻人大多往广东、福建跑，有的去工厂流水线做工，有的去工地干体力活，村里时不时就会传来“谁在外头挣了钱”的消息。
温喜秀的女儿初中毕业那年，也跟着村里的小姐妹念叨着要去广东，说想进厂挣钱。可温喜秀一听就急了，“女孩子家跑到外头去，跟一群陌生人混在一起，抛头露面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传出去人家要戳咱们脊梁骨的！”她守着客家“女子宜居家”的老观念，无论女儿怎么说，就是不同意。
直到1988年，经同村的婶子介绍，女儿嫁给了琴江镇琴口村的一户人家——琴口离河田村不算远，走路半个多小时就能到，温喜秀觉得“嫁得近，能常回来看看，也放心”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转眼到了九十年代，农村的变化快得让人跟不上：村里开始有人家拉电线，买黑白电视机、电风扇，温喜秀家仍守着传统生活方式，坚持每天早起做饭、下地干活，晚上坐在煤油灯底下缝补衣物。
1989年，年仅16岁的大儿子初中毕业，看着村里不少同龄人都外出打工，也吵着要去。温喜秀拦不住，只能反复叮嘱“在外头要好好干活，别惹事”。大儿子最终跟着同乡去了潮州，进了一家玩具厂。可他从小没吃过太多苦，在厂里待了没两个月就嫌累，偷偷辞了工；之后又换了好几份活，要么嫌工资低，要么嫌活太重，不仅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，还时常写信回来哭穷，让家里寄钱给他做路费、买生活用品。每次收到信，喜秀都要跟丈夫叹好几天气，一边心疼儿子在外头受委屈，一边又恨他“不争气”。
1996年大儿子结婚生女，四个月后离异。离婚后，大儿子把襁褓中的孙女往温喜秀怀里一塞，“我要去外地打工挣钱，孩子你先帮我带”，转身就走了。那年温喜秀已经五十岁了，却又当起了“奶奶版母亲”——喂奶、换尿布、哄睡，这些几十年前熟练的技能，她不得不一点点捡起来。
最难的是下地干活时，她只能像当年背儿子那样，用蓝布背带把孙女紧紧绑在背上，弯着腰插秧、除草。赣南的夏天格外炎热，太阳晒得地面发烫，背带里的孙女热得直哭，温喜秀的衣服也被汗水浸透，紧紧贴在背上。田埂上，孩子的哭声和她的叹息声混在一起，飘在空旷的田野里，又沉又重。
那份被旁人视作“伟大”的隔代抚育，细究之下，何尝不是女性对男性缺席家庭责任的无奈补位？纵是年过半百，温喜秀也不得不接过儿子卸下的责任，默默为这份缺席，扛下往后的岁月。
日子一晃就到了1997年盛夏，赣南的莲田正是丰收时节，翠绿的莲叶间缀着饱满的莲蓬，清晨的阳光洒在温喜秀家的院落里，她正和几位邻居围着竹筐剥莲子，指甲被莲壳染得发黄也不停歇。丈夫刚从自家莲田收回最后一筐莲蓬，进门时汗衫都湿透了，擦着额角的汗笑着说：“歇会儿就来帮你剥。”温喜秀抬头看了眼天上的日头，知道再过会儿就要晒得厉害，连忙催促：“田里的水还没放，晚了怕渗进隔壁地块，你先去把水口子堵好再来。”丈夫点点头，拿起墙角的锄头就往田埂方向走。谁也没料到，这句再寻常的对话，竟成了夫妻俩最后的交集。
上午九点多，村口突然传来邻居急促地呼喊：“喜秀！不好了！你家老王倒在田里了”，温喜秀手里的莲子“哗啦”一声撒在筐里，疯了似的往自家田埂跑，远远就看见丈夫躺在湿润的泥土上，锄头还握在手里，脸色苍白得像纸，仿佛只是劳作累了小憩。邻居已经找了村医来，可村医摸了摸脉搏，摇着头叹了口气。后来送到镇卫生院，医生诊断是长期劳累引发的猝死——那时候赣南农村的中老年人，大多一辈子在田里操劳，累了硬扛是常事。这样的“急病”在村里并不算少见，却成了温喜秀心里永远的疤。
按照客家“事死如事生”的丧葬习俗，家里的男丁走了，丧礼必须办得隆重，才能让逝者“走得安心”，也才算给家族有个交代。温喜秀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为丈夫操办起后事，亲戚、邻居也来帮忙——请村里的“先生”选下葬的日子，找裁缝做寿衣，还得准备招待亲戚的饭菜。客家丧礼讲究“守灵”“出殡”“谢客”，每一步都不能少，她白天忙着招呼前来吊唁的亲友，晚上坐在灵堂边，看着丈夫的遗像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出殡那天，大儿子终于从外地回了家，可他不仅没拿出一分钱办丧事，甚至没帮着搭把手，只待了一天就匆匆走了。反倒是过继到张家的小儿子，特意送来了一千元钱，并悉心操持各项事物。温喜秀想起客家老辈常说的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”，不禁潸然泪下。她一辈子按“贤妻良母”的标准活，把儿子养大，却连丈夫的丧事都指望不上他。
丧礼过后，家里只剩下温喜秀和年仅一岁的孙女，祖孙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。那时候赣南的山田大多分散在山坡上，往往要翻过两三个山头才能到自家的地块，每天清晨，温喜秀就用客家妇女常用的蓝布背带，把孙女紧紧绑在背上，背着孩子下地干活。到了田里，她找个平整的地方，把孙女放在簸箕里，撑起一把旧伞固定在旁边，既能遮阳挡雨，又能随时看到孩子。
最苦的是稻谷收割季，客家山区的稻田多在半山腰，大型农具进不来，全靠手工劳作。温喜秀一个人弓着腰，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稻穗，腰累得直不起来；割完还要抱着稻穗到打谷机旁，踩着旧式的脚踏打谷机脱粒——那打谷机沉重得很，每踩一下都要费全身力气，她常常踩得腿肚子抽筋，额头上的汗滴进眼睛里，涩得生疼，但她不敢停——稻子要及时脱粒，不然会发霉。
最后，她把脱好的稻谷装进口袋，挑着沉甸甸的谷担往家走，两三里的山路，她要歇三四次才能到家。有好几次，她累得几乎要瘫倒在田埂上，可一想到家里还有等着的孙女，就咬着牙站起来，再苦再累，生活总是还要继续。
为了维持生计，温喜秀什么活都愿意接。那时候石城县不少村子种烟叶，到了烟叶收获的季节，她就去帮邻家扎烟叶——把烤好的烟叶按大小、成色分级，再用稻草捆扎成把，每扎好一捆能挣几分钱。她总是最早到、最晚走，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灵活地分拣、捆扎，一天下来，手指都被烟叶的汁液染得发黑。在孙女的帮助下，她的手腕、腰背贴满了膏药。
客家妇女的“勤劳”常被当作“美德”宣扬，温喜秀更是村里公认的“硬骨头”，邻居们常说：“喜秀一个女人家，能干得比三个男人还多，真是不容易！”她的“坚强”从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“没人依靠”的日子里，硬生生练出来的。
后来村里帮她申请了农村低保，每月能领几十元补助——在当时，这笔钱能买十多斤大米，虽然不多，但至少能保证祖孙俩不饿肚子。而且客家社区向来有“邻里互助”的传统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会给她端一碗；种的蔬菜吃不完，也会送些过来；农忙时，邻居们还会主动帮她收割庄稼。这些细碎的温暖，像一缕缕阳光，支撑着她熬过最难的日子。
让人欣慰的是，孙女从小就格外懂事。三岁时就帮着喂鸡，五岁学会扫地、擦桌子，七岁时已经能站在小板凳上，帮着煮稀饭、炒青菜。最让温喜秀感动的是孙女十岁那年主动下到田里帮着插秧——虽然插的秧苗歪歪扭扭，但看着孙女沾满泥巴的小手和认真的模样，温喜秀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那一刻，她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
只是每当夜幕降临，家里静下来的时候，温喜秀总会望着墙上丈夫的遗像发呆。她总忍不住想：要是那天没让丈夫去堵水口子，是不是就不会出事？这个心结像一根刺，扎在她心里十几年，始终拔不掉。可在孙女面前，她从来不敢表现出脆弱，总是强打精神，因为她知道，自己是孙女唯一的依靠。
日子一天天过，转眼到了2008年，孙女初中毕业，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、佝偻的脊背，还有满手的老茧，孙女坚决不肯去读书，说要去厦门打工挣钱，让奶奶好好歇着。温喜秀知道后气得直掉眼泪，骂孙女“傻”，说读书才是出路，可孙女态度很坚决：“奶奶，我不想你再这么累了，我能挣钱养你。”临走那天，温喜秀把自己攒了大半年的五百块钱塞进孙女包里，一直送到村口，看着汽车开走，才忍不住哭了出来——她为孙女的懂事心疼，又怕孙女在外受欺负而自己无法帮到她。
孙女到厦门后不仅经常打电话回来问她的身体，每个月还会往家里寄钱。大儿子偶尔会打电话回来，却从来不说什么时候回家，更不提照顾她的事。那几年，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：土路修成了水泥路，不少人家盖起了两层小楼，家用电器也越来越多，可温喜秀还是住在老屋里，家里实在贫困，盖不了新房子。
最让温喜秀挂心的，还是客家宗族里“续香火”的执念：大儿子离婚后就没再娶妻，孙女又是女孩，要是孙女嫁出去，王家的香火就断了。她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思前想后，终于在孙女回家过年时，小心翼翼地提出了“招婿上门”的想法。没想到孙女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：“奶奶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心病，我也不想让王家断了后，只要他人品好，我愿意留在家里。”
2014年，孙女结婚了。男方家送了彩礼，温喜秀不仅把彩礼全部返还，还拿出自己攒的钱，给孙女添置了衣柜、被褥等嫁妆，唯一的要求就是第一个男孩得姓王，继承王家的香火。婚礼办得很热闹，请了村里的亲戚邻居，温喜秀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，看着孙女和孙女婿给她敬茶，她笑得合不拢嘴。
2016年重孙出生了，温喜秀抱着襁褓里的重孙，老泪纵横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重孙跟着王家姓，由温喜秀帮忙照顾。2018年，孙女又生了个女儿，一家五口虽然聚少离多（孙女夫妇仍在厦门打工），但看着两个重孙，温喜秀觉得日子有了盼头。
那时候温喜秀已经年近七十，体力大不如前，照顾两个孩子很吃力，但她仍然坚持下地干活——只是把大部分田地租给了村里种粮大户，只留了一亩近一点的水田自己耕种。每天清晨，她还是会早早起床，做饭、带孩子之余，她就会去田里转转，看着绿油油的秧苗在风里摇晃，心里才觉得踏实。
2019年，国家鼓励农村危房改造，给符合条件的农户每户补助两万元。温喜秀终于下定决心翻新。她拿出自己一辈子的积蓄，加上孙女寄回来的钱，拆掉了老房子，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栋两层小楼。新房落成那天，她特意请村里的“先生”选了个好日子，在堂屋正中挂上了王家的祖宗牌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咱们住新房了，王家的香火会一直传下去的。”她只觉得“这是王家的房子，自己要给王家守住了”。
2022年，温喜秀已经七十四岁了。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，曾经能扛起几十斤谷担的肩膀早已塌陷，连走路都得慢慢挪，更难熬的是身体里的疼——腹部的疼痛像有只手在里头拧，从最初的偶尔发作，变成后来的天天折磨。孙女硬拉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可查来查去，也没找出明确的病因。医生说那是常年劳累留下的病根，年轻时苦吃太多，身体亏空得厉害，只能吃药缓解疼痛，没法根治。
这病痛是她一生为家庭付出的生理印记：从幼时照顾弟妹，到中年支撑家庭，再到晚年抚养孙女，她的身体被“女性责任”反复透支，止痛药从一天一片加到三片，效果渐弱，她不想麻烦别人，这是传统女性被驯化出的本能，她们将自我需求压缩到最小，常以“懂事”“贤惠”的姿态存在。
孙女想接她去城市，她以“拖累孩子”拒绝，“你们在城里打工不容易，我去了就是拖累你们，我在老家挺好的。”2023年春天，孙女没跟她商量，直接请假回了老家，硬是把她接到了厦门。可大城市的生活，对温喜秀来说像个“陌生的牢笼”。她像一株扎在赣南泥土里几十年的庄稼，突然被拔了出来，没了熟悉的土地滋养，迅速变得蔫蔫的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坚持了一个月后，她实在熬不住了，拉着孙女的手恳求：“孩子，送我回农村吧，我是土命，离不开那片地，在城里待着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看着奶奶眼里的恳切与憔悴，孙女终究红了眼，还是将喜秀送回了老家。
2025年7月，温喜秀想上楼拿东西时，突然一阵头晕，眼前发黑，整个人顺着楼梯摔了下去。邻居听到动静跑过来，赶紧给她孙女打了电话，又把她送到了镇卫生院，最后转去县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肋骨骨折。孙女连夜从外地赶回来，眼睛红肿着守在病床前，可她在城里的工作催得紧，只能照顾一天，就不得不匆匆回去。
让温喜秀意外的是，这次大儿子竟然回来了。他在医院里照顾了她三天，虽然没提医药费的事，但偶尔给她端杯水、递个药，还是让她感到些许安慰。出院后，儿子又像往常一样匆匆离去，留下温喜秀一个人在两层小楼里静养。房子宽敞又明亮，却显得格外空荡——白天听不到重孙的笑声，晚上只有自己的呼吸声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后来的日子里，温喜秀每天最常做的事，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新房门口，望着远处的稻田发呆。那片她种了一辈子的田，春天是铺到天边的绿，秋天是沉甸甸的金，田埂上仿佛还留着她背着孙女下地的汗水，失去丈夫时的泪水，印着重孙蹒跚学步时的小脚印——她的青春、爱情、苦难与坚守，从不是被岁月随意堆砌的过往，而是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、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。
山路边的野草枯了又绿，村前的溪水一直往下流，从没停过，就像温喜秀的日子，伴着朝暮更迭过了一辈子，也在生活褶皱里支撑了一辈子。她的一生，是一代传统客家女性的缩影，旧时观念如细密的网，轻轻覆在她肩头；传宗接代的责任似绵长的线，悄悄系住她的脚步；“女子本分”的规训若无声的尺，默默框定她的日常。她从未想过挣脱，亦不知“平等”二字该如何落笔，只循着本能扎根于岁月里——在苦难中静静撑着，将所有委屈与辛苦悄悄咽下，却把日子里仅有的甜，都细细匀给孩子，匀给王家一脉相承的香火。
温喜秀的故事，没有“觉醒”，也没有“抗争”，她只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“规矩”活着，苦也好，难也好，都认了。而那片永远青了又黄的稻田，就是她一辈子的见证——见证她作为传统客家女性，在旧时观念里，如何一步步走完自己的一生，如何用尽全力，守护着她最重要的东西。
石城县“岁月回响·智美生活”老年人回忆录与适应性生活技能提升项目
在赣州市民政局、赣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，“岁月回响·智美生活”项目依托石城县乡镇民政服务站，一方面组织社工、志愿者引导老人讲述人生经历及历史记忆，并整理留存，以文字、视频等形式在合规平台分享，既助力老年人强化自我价值认同、提升社会参与感与归属感，也为年轻一代了解乡土文化、增进代际理解搭建平台，推动石城客家文化传承，夯实社区文化底蕴、增强凝聚力；
另一方面通过课程教学、现场辅导、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，帮助老年人掌握现代生活必备技能，有效跨越“数字鸿沟”，使其安全自信享受生活便利，共享科技发展成果。
石城县和睦社工事务所，简称和睦社工，是一家公益组织。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。机构自成立以来，秉持“睦邻友好，助人自助”的服务理念，以专业服务作为机构的立根之本。致力为有需要的个人、家庭和社区提供贴近需求、契合实际、优质的专业服务。用服务的专业性与有效性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桥梁作用。
2025年赣州市乡镇民政服务站服务项目大赛一等奖、二等奖；
2024年赣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化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一类项目；
2023年赣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化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二类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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